中华水上古城--东昌老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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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建城始于春秋时期。两千多年来共四次筑城,三次移址。宋淳化三年(992)迁至今址,宋熙宁三年(1070)始筑为土城。明洪武五年(1372),平山卫指挥佥事陈镛改建为砖城。此城历史已逾千年,明清两代聊城为东昌府衙和聊城县衙驻地,今天人们以“东昌古城”称之。

  东昌古城经多次重修,至清末,其格局为“周七里一百九步,高三丈五尺,厚二丈;地阔三丈,深二丈。门四:东曰寅宾,南曰南薰,西曰纳日,北曰锁钥。楼橹二十有五,绿云(楼)在西北,望岳(楼)在东北,最为擅名。环城更庐四十有七”(宣统二年版《聊城县志·建置志》)。四门皆为双重城门,内城门外即瓮城,瓮城的外门,东、西门向南,南门向东,北门向北,城周有护城河(后称为环城湖、东昌湖),瓮城门外“吊桥横跨水上”。古城像展翅的凤凰卧于碧波之上,因此有“能陷不失的凤凰城”之说。

  1947年,城楼、城门、城墙被拆除,但城墙基础保存完好,因此东昌府老城区的格局也完好地保留下来。街道布局与九朝古都西安基本相同。老城区以光岳楼为中心,分为东南西北四条大街向外延伸。四条大街与城墙基形成一个“田”字形,其他的主支干道则如一个“井”字套在“田”字之上,道路都是正方向,纵横交叉,主支干道分出小街巷和胡同,形成棋盘式方格网状骨架。城中央光岳楼地基较城门地基高约三尺,城四角有蓄水坑,雨多坑满,有铁栅暗洞穿城墙排入护城河。

  古城东临运河,东关一带是明清以来的繁华商业区,也存在着许多历史悠久的老街古巷、名胜古迹,城内城外的街巷胡同相映生辉,共同承载着东昌府数百年的文明。这些街道、胡同的名称,多是按习惯称呼自然形成的,其命名原则主要有:

  以地理位置取名,如楼东、楼西、楼南、楼北大街,东口南、北街,东、西、南、北顺城街,二十里铺街,南、北步云阁街,西花园街,东关大街,小东关街,越河圈街,南、北越河街,南、北顺河街等。

  以官方机构所在地取名,如道署西街、道署东街、道署前街,考院街、十县胡同、卫仓街、后所街、馆驿口街等。

  以庙堂所在地取名,如关帝庙街、龙王庙街、火神庙街、槐花庙街、药王庙街、城隍庙街、城隍庙后街、东白衣堂街、西白衣堂街、观前街、观后街、礼拜寺街、小礼拜寺街等。

  以望族宅院取名,如袁宅街、状元街、二府街、相府街,前王园街、后王园街,安宅街、马宅街,东、西、南顾家胡同,蔡家胡同、孙家胡同、郭家胡同,殷家园子街、叶家园子街等。

  以人物、典故或传说命名,如 羊使君街、清孝街、冤枉(鸳鸯)胡同等。

  以风物景观命名,如柳园街、桑树园街、柳树园街、老鼠(树)胡同、影壁胡同、井胡同等。

  以商业功能命名,如米市街、前菜市街、后菜市街、猪市街、鸡市街、粮食市街等。

  以地形、地貌命名,如流水沟街、牛角街、辘轳把胡同、元宝心等。

  以吉利词语取名,如安乐巷、太平街、文明街等。

  较大的交叉路口,大多有口名,如南口、北口、东口、西口、北水口、牌坊口、朱府口、驴市口、馆驿口、闸口等。

  这些街道名称,大多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名称,随着历史的发展,为纪念抗日英烈张郁光,火神庙街、状元街、二府街等曾改为郁光街。“文革”前后,前王园街、城隍庙街曾改为红星街,东关大街曾改为东风街,四条大街曾改为反修街、反帝街、援越街等等。解放后,街巷建制也有些变化,一些小街巷被扩建的机关、道路或民居占没,如西北隅的冤枉胡同、袁宅街、牛家胡同,东北隅的相府街、槐花庙街、城隍庙后街、磨盘胡同,西南隅的孙家胡同、南辘轳把胡同,东关的桑树园街、太平街、越河圈街、南越河街、粮食市街、鸡市街等已不存在。还有一些较小的胡同,今虽存在或部分存在,但名称已被湮没,如郭家胡同、西顺城街、北步云阁街、影壁胡同、火神庙胡同、老府院街、柳树园街、石马街、井胡同等,这些街巷从门牌上已找不到,仅存在于老年人的记忆中。

  东昌古城自宋、元以来,一直处于地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由于缺乏可信史料的支持,元代以前的街巷状况已难考证,自明代以来街道变化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明代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运河停航前,为古城的鼎盛时期。其间,“阛阓千家,廛市烟火相望,不下十万户”,东昌府成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万货辐辏,江北一都会”,拥有剧场、会馆、庙宇中的戏台戏楼十几座,人们丰衣足食,歌舞升平,享尽安乐。

  第二阶段从清末至抗战,是街巷维持原貌、建筑物逐渐萎缩时期。随着晚清统治者腐败昏庸,外患内乱不息,运河堵塞无力治理,东昌的经济随之一蹶不振。民国后,加上兵匪荒乱,劫掠滥征,民不聊生,大部分街道的两头都建起了街门,其中不少门上设了阁楼,街门按时开关,夜间轮流打更。外地商人撤走,本地商人也大量转向外地经营,昔日繁荣不见。

  第三阶段从抗战爆发至“文革”结束,为古城古貌和大批文物古迹消失时期。其间文物古迹或毁于战火、或人为拆除、或自然倒塌,所剩只有光岳楼、山陕会馆。新中国成立后,城区向四面有较大的扩展,但古城区经几次拓宽,旧街道、临街古式店铺荡然无存。

  第四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空前发展时期。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片片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新的街道纵横交织向区外扩展;批批仿古建筑正在古城区加速建造和恢复,其规模和速度大大超过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城内的街巷道路也有几次大的变化。清代以前,城内主干道宽仅四米,最初是青石铺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青石路面损坏,但无力更换,改铺适应马车行走的两道青石三面填土的“金镶玉”。再后来两道青石被毁坏后,就改为砖核炭渣路面。一些小街巷旧时多是土质路面,有的路中还兼为排水沟,状况不一,道路不平,刮风扬土,下雨泥泞。改革开放后聊城市人民政府对四条大街和小街巷多次整修,已改成沥青、水泥铺就的高等级路面,对小街巷也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进行整治。主街道电路、通信、输水、输气等管线都置于地下,宽度已达十多米。

  古城作为明清两代的府衙、县衙驻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使其街巷具有如下特点:

  (一)官府、学堂多集中在城内

  自明初至解放后一个时期,行政机关如明清两代的东昌府衙、聊城县衙,民国时期的道署、聊城县政府,解放后的聊城县人民政府等均设在城内楼东、楼西大街和道署街;政党机关如国民党县党部、中共聊城地委和聊城县委分别设在楼东大街、袁宅街、城隍庙街(今红星街);军事机构如明清的平山卫、东昌卫先后设在考院街和楼东大街;民国时的保安司令部,解放后的军分区、县武装部分别设在楼西大街、观前街和城隍庙街;司法机构如明清布政司、按察司,民国和解放后的中级法院、县级法院、检察院、警察局、监狱;群众组织如农会、红十字会,民国时期的进德会等等都设在古城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聊城地区党政机构才陆续迁往城外,中共东昌府区委、区人民政府于2009年迁出。

  明清时期,府儒学、考院、聊城县儒学均设在城内,聊城县有名的东林、光岳、阳平、龙湾、启文、摄西六大书院,除东林书院和龙湾书院在城外,其他均设在城内。清末,书院、考院改学堂,此后聊城设有山东省立第二中学、山东省立第三师范,东昌简易学堂,县立中学、县立实验小学、第二小学、卫仓小学、光岳楼小学、三师附小等等,都在古城内。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学校才迁出或新建于古城外。

  (二)商业店铺主要在四条大街和东关一带

  会通河开通后,纵贯中国南北的大运河为聊城的发展、繁荣带来勃勃生机,聊城成为沿运河九大商埠之一。商贾云集,百业兴隆,帆樯如林,舳舻相接,车马络绎,货积如山。市境商贸昌盛,纺织业、印刷业、笔业、工艺品生产业、食品业异常发达。这些商业主要集中在楼东大街、楼西大街和东关大街。当年,店铺都是硬山起脊,灰瓦覆顶,砖木结构前出厦门面,店店相连,行人雨天走一趟大街也不会被雨淋。店门是可拆卸的板搭门,敞开式铺面;门上有漆黑金字牌匾,装饰豪华。1926年,大型商号都安装了电灯,更显繁荣绚丽辉煌。店铺内通局屋、客厅,后面有院子,根据需要分别设作坊、仓库、宿舍、厨房等。

  楼东大街最繁华,大型商号栉比鳞次,金号、银号、绸缎布匹、京广百货、农工银行、裕鲁当铺等较大的资本家商号都设在这里。特别突出的是印书业,原有善成、宝兴、有益、敬文、文英、摄西、书业德等十几家印书商,先是刻版,后改石印,或从南方进书页子来此增加封面装订;清末书院、考院改学堂,将旧书更换成铅印“洋”书,上海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等都在这里设分销处。1921年,中华书局在路北建起聊城第一座七间二层的营业楼房,更显书业的气魄。制笔业同是当时一大亮点,拥有笔庄数十家。图书、毛笔供应西至晋陕,南到豫苏,北达京津冀。

  东门外的瓮城圈里也是一大景观,这里拥有十数家商号,南纸账簿、西药房、笔墨文具、书肆、糖制食品、澡堂等一应俱全。出瓮城门向南是护城河,河边至城墙根向南到电灯公司是一溜空旷地,每到旧历新年至元宵节期间,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说评书的、打洋琴的、拉洋片的、摇汇晃签的、变戏法的、压黑红版的、套圈转娃娃的,以及卖零食的挑子、摊子、布棚等等一个挨一个,男女老少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人们称“逛东门口”。特别是对于农村的大闺女、小媳妇而言,在那“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封建礼制束缚下,这是难得的解放、欢乐的一段日子。1936年东城门改造后,这里繁华不再。

  东关大街西从东门口东接运河,这里南北店铺,阛阓衔接。中药店的冲天招牌,耸立云霄。鞋店、布庄的巨幅市招高飘当空。明清时期,随着运河漕运的兴盛,这条大街成为商业汇集、百行杂陈、殷实富庶的区域。

  楼西大街有县衙,有刑事、民事的审讼机构,有羁押犯人的监狱,因此这里官府的达官贵人、胥吏班房、城乡的士绅名流云集;有从西关井通宵达旦昼夜不停运水的车辆,每年夏秋两季缴纳皇粮国税的农民,车马行人终日熙熙攘攘。这里的饭馆、小吃店、糕点、酱菜、油坊、照相、镶牙等馆店顺大街两边接连排开。东昌名吃煎丸子、糖酥鲤鱼、清蒸鲤鱼、孟家灌汤包、薛家油饼、丁家呱嗒馄饨、张家厚饼等等均出在这里。

  楼北大街、楼南大街多是粮店、旅馆、客栈,商号少,规模也小。供应城区柴草的市场设在南关。

  (三)历史上的高官巨贾宅第多集中在古城支干道

  明代以前除元代的刑部侍郎袁裕在城内袁宅街外,其他已难考证。明以后,有据可考的高官府第遗址有:明代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朱延禧府邸在东口南街朱府口;镇国将军、左军都督府都督刘通及其孙后军都督府都督刘鉴、五世孙大同总兵刘汉、六世孙山西都指挥使刘宠家族府邸在楼南路西;右佥都御史、山西巡抚耿如杞家族府邸在楼东大街路南,都指挥同知顾瑛家族府邸在楼南路东顾家胡同;清代开国状元、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傅以渐,及其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八世孙傅斯年家族府邸在楼北相府街;刑部侍郎加刑部尚书衔任克溥家族府邸在城隍庙街路北;清代状元、礼部左侍郎邓钟岳家族府邸在今状元街;工部尚书朱鼎延及其八世孙湖广道监察御史朱学笃家族府邸在袁宅街路北;荣禄大夫、总兵官安跃拔家族府邸在安宅街;工部左侍郎、儒学大师孙肇兴家族府邸在孙家胡同;翰林邹志安家族府邸在观前街;武状元李梦说的府第在西白衣堂街;江南河道总督兼署江北漕运总督、举世闻名的私人藏书家、海源阁创始人杨以增家族的府第在观前街东头路北;太医院御医、候补道台叶嗣高家族府第在叶家园子街;九代为官,后经营钱庄、绸缎庄、南货庄而成为聊城地方富商豪门的马氏家族府第在马宅街。

  这些高官巨宦遗留下来的还有众多牌坊,以楼东大街最多。旧县志记载城乡有五十多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城内尚存完整和残缺的牌坊,有在状元街的马氏“状元坊”,邓氏为昭示其先祖世袭昭勇将军显赫的“昭勇坊”,楼东大街东门里的许氏家族为显示其荣耀的“八世科第九代恩光坊”,文明街南首的“文明坊”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上述官宦富商的府第多数已无踪迹,或蜕为民宅,或成为公产,变换了主人,宅邸也有不少改变。这些民宅基本都是筒瓦起脊的四合院,较富裕的人家有起脊的大门,门楼内左右设守门的耳房,两进或三进院落,有的附设花园、菜园。而胡同小巷多住的是穷苦人家。

  (四)城墙上、街道中和街巷交叉口多建有庙宇

  这些庙宇供奉最多的是三国时的关羽。历代帝王根据其政治需要,对关羽封王、封帝,信奉儒教的人称关羽为武圣,信奉道教的人称关羽为天尊,信奉释教的人称关羽为佛。无论哪种信仰,都达到传统崇拜的人神之极。人们把关羽的忠义视为典范,信奉他能降贼平乱、护国佑民、保社会安危,能降雨消水、制服自然灾害,能降妖除魔、祛病消灾、掌管人间生死祸福,能护佑科第登榜、官运亨通、生意兴隆。总之能掌管人间及天地间的一切,是协天大帝,是至高无上的尊神。供奉关公的庙宇除城外的山陕会馆、江西会馆,闸北运河西岸的“赤帝当阳”,东门外的“三义宫”,南门外的 “一步”三关庙等外,城内有西门城墙上、下的关帝庙,东城墙下的槐花庙,每个街道、胡同起止的对面和拐弯处的大小不等的关庙,以及家院影壁墙上设的供奉关公的神龛,其数量数不胜数。

  除关庙外,还有许多“专职”人神庙。北门上有真武庙,道署东街有府文庙,龙王庙街有龙王庙,城隍庙街有郡城隍庙、县文庙,流水沟街有财神庙,东白衣堂街路南有白衣堂、路北有天主堂,西门外有吕祖庙,城东门上有二郎神庙,西门南和火神庙街有火神庙,城西南角和后菜市街有灶王庙,南城门上有财神庙,药王庙街和牛角街西头有药王庙、东头有全神庙。城东南角上有魁星楼,供奉助学子科举成名的文曲星;观后街有三重檐二层楼阁万寿观,供奉着为人间赐福的天官、为人间赦罪的地官和为人间解危的水官。东关越河圈街路北有天齐庙、路南有地藏庵,闸北河东有三官庙,小关街东头有供奉全神、称为东昌三宝之一的玉皇皋(玉皇阁)。

  此外还有文昌宫、八蜡庙、马神庙、大王庙、土地祠以及历代对人们做出贡献的古人祠堂,如太公庙、广源庙(祀三闾大夫)、华佗庙、马周祠、铁公祠、明儒东昌七贤祠和东门外的鲁仲连台等,彰显了东昌人的文化底蕴。

  清末,在人们为温饱奔忙的情况下,无暇也无钱去庙宇祈福施舍,致庙宇失修,道士、道姑也都改行另行安身谋生,寺庙成为无主房产。至三十年代中期,大都倒塌。当时尚存的江西会馆、性海禅院、西关吕祖庙、西城门上关帝庙以及城墙上的所有庙阁后来都毁于战火;玉皇阁、华佗庙、府文庙、县文庙、城隍庙、火神庙等在破除封建迷信的号召下被拆除;万寿观、三官庙等年久失修,倒塌殆尽。

  东昌人受山陕浙赣商人价值观影响,务实观念浓重,对于佛教“晨钟暮鼓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迷路人”的超世脱俗理念不易接受,因此佛教的寺院保存下来的相对较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只有北花园的性海禅院和越河圈的地藏庵尚存,而规模宏大的护国隆兴寺、海慧禅院、静业禅林等佛教寺院早就成了废墟。

  (五)一批现代精英和革命烈士诞生或战斗在这里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革命高潮时期,省立三师成为国共两党在鲁西地区建立组织的基地。国民党鲁西县委员会、聊城县第一个中共党组织——东昌支部,分别于1925年秋、1927年春建在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张廷焕、宋占一、舒连景等在三师发动革命运动,组织坡里暴动,遭反动当局镇压,有的壮烈牺牲,有的转移外地继续进行革命工作。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北方抗战的坚强堡垒,范筑先、张郁光、姚第鸿、郑佐衡、林金堂等战斗在这里,金方昌、邓延熙(白果)、周家庆等出生在古城区,他们有的壮烈殉国举国哀悼,有的转战各地成为新中国的高级干部。东昌简易学堂走出的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谢鑫鹤、申云浦、黑伯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有白万祥、傅瑞媛以及学者作家李士钊等,还有语言学家傅懋勣、古典文学家傅懋勉、辽金史学家傅乐焕、史学家傅乐成等都出生在古城区。

  (六)在古城深厚文化底蕴的滋养熏陶下,经几代人的苦心营造,涌现出一大批近代各行各业的地方杰出名家

  这些著名家族有的出类拔萃单独成家立派,有的成为各行业的领军人物,备受人们的爱戴。远的已难考证,近现代就有书法名家有刘克平、顾绍年、戴介臣、马镇、朱正履、汤士俊、崔鼓源、杨萱庭等;绘画名家郭培兰、呼盉斋、叶松桥等;教育界名家孙达臣、叶盛传、刘少青、胡国典等;篆刻名家有叶小蘅、崔蕴璞、范敬修等;社会活动家有周荫泉、张绶渔、李琴轩、陈兰春等;艺术名家有河北梆子“吉庆班”主李长业父子、评书艺人钱大喜、八角鼓艺人吴化侠、许玉江、逯本荣等;中医名家有胡煜堂、叶嗣高、傅斯侨、孙作舟、梁柱宸、刘德成等,最早接受西医的名医孙履平、李世杰、崔梦辰等;地方史名家有靳维熙、李士钊、吴云涛等;企业家有商宗辂、刘玉合、周流等;以及塑造庙宇神像历史人物惟妙惟肖的泥塑名家李眉生,田径健将邱宗澄,民初曾任中央国术馆负责人、全国武术总裁判长的马永胜和马振清、傅乐励、邓清源、蒋振海、王恒玉、丁祖文等一批武术名家;聊城鲁菜名师有于海林、虞魁元、许尚英、高金福、高士玉等。他们的技艺或父子相传、或师徒相授,保持自有绝技的特定风格;或兼投名师,融众家之长独树流派。

  为了记述古城原貌和改造前的详细状况,东昌府区政协组织编写本书。本书以四条大街、四隅街巷、东关街巷为序,分为七大部分。原则上每条街巷独立成篇,有的合并成篇,有的因史料非常匮乏则附于较近的街巷上。我们按照以街系人、以街系事、以街系物的编写原则,根据街巷的特点和史料丰富程度的不同,谋篇布局,但并未整齐划一。有的按照时间顺序布局成篇,有的按照类别安排次序;有的注重在面上广泛覆盖,有的重点就某一方面进行详细记述。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才得以延续下来,才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其中地方史志,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正义和文明进步中的兴衰荣辱、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这是我们借以鉴别正邪美丑的明镜。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以更好地推进对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的保护改造和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



2018年3月22日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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