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源阁藏书历次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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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回眸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杨以增在故乡聊城建筑了专门的藏书楼——海源阁,后来盛极一时。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冬,刘鹗冒雪前往海源阁,竟不能得见海源阁藏书,像刘鹗这样被海源阁拒之门外的文人学士不在少数。

□在海源阁藏书印中有一方“子子孙孙永保用享”,美好的梦想在战火中随着诸多珍本星散四方而破灭,为历代书厄添加了辛酸的一笔。

南北之精帙萃于山左一隅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就在这一年杨以增在家乡东昌府(现山东聊城)建筑了专门的藏书楼——海源阁,该楼坐落于城内万寿观街路北杨氏宅院内,面南背北,二层四间,杨以增亲书匾额。

海源阁建成的最初几年,其藏书还在一般水平,后来盛极一时归因于两次机缘。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杨以增开始到“人文渊薮”的江南去做官。杨时任江南河道总督,不论从声望、地位,还是资财上都为他广收书籍提供了极大便利。最直接的一点,他在当地收集的大批书籍可以凭身份借助官方漕运粮船运回老家,聊城当时是大运河“九大商埠”之一,有了这样的便利,“南书北运”就有了“捷径”。再有就是当时江南一带战乱频仍经济崩溃,尤其是太平军、捻军在此与清军作战,兵燹连年不绝,江南旧家藏书多不能守,大量散失,流入市场,给杨以增大批收购珍贵善本提供了机会。如,号称乾嘉间文献之宗王、“三百年来藏书之巨擘”的黄丕烈(荛圃),晚年家事多艰且病魔缠身,不得不卖书解窘,其所藏尽归汪士钟艺芸书屋,咸丰初年,艺芸书屋所藏复散出,大多归于瞿氏铁琴铜剑楼与海源阁,而以海源阁为最,其中经黄丕烈手校的书籍就达80余种。除此之外,瞿氏恬裕斋、鲍氏知不足斋,以及韩氏玉雨堂元人集部书等均归于海源阁,这是海源阁藏书数量质量的一次大飞跃。当时的藏书家江标说:“(海源阁藏书)大约吾吴旧籍十居八九,荛翁(黄丕烈)之所藏,则又八九中居其七焉。”由此奠定了“南瞿北杨”的格局,海源阁与铁琴铜剑楼一时并称于海内。

海源阁藏书在杨绍和手里又得以精进。杨绍和善于鉴别古籍,在北京充翰林时专事收购图书。时值慈禧发动宫廷政变,顾命八大臣以狂悖被杀,怡亲王载垣也在其中,怡府建有乐善堂、明善堂、安乐堂专门庋藏珍贵图籍,汇聚徐氏传是堂、季氏静思堂珍籍,宋版书多至数百种,异常珍罕。事发后杨绍和乘机购得善本不下百本。这样,海源阁又汇聚了北方王府藏书之精华,正如叶公绰先生所言:“汲取南北之精帙,萃于山左之一隅”,傅增湘先生也慨言:“(海源阁)蔚然为北方图书之府,海内仰之,殆如景星庆云。”

藏书者的苦心与借阅者的不满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一首诗中写道:“沧苇尊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琅 饱蠹鱼。”不言而喻,刘鹗在借诗发泄对海源阁拒他于门外的不满。光绪十八年(1892年)冬刘鹗冒雪前往海源阁,竟不能得见海源阁藏书,扫兴而归,一番牢骚也在情理之中。像刘鹗这样被海源阁拒之门外的文人学士不在少数,像历城解元徐金铭为得见海源阁藏书求为杨氏童子师(即给海源阁第四代杨敬夫当老师),而最终也没能如愿。

海源阁藏书实行绝对的关门主义,外人与戚族一概不能入藏书楼一步。这其中的苦心是外人不易理解的。历来藏书聚难散易,稍有不慎便灰飞烟灭,况且时值战乱频仍,藏书之艰难更是苦不堪言,海源阁藏书搜集于乱世,其间感受更加深切,像杨氏藏书制定的“大乱居乡,小乱居城”制度就是对付时局的不得已办法。

杨氏藏书考虑缜密,杨敬夫在《曝书》中说:“我家遵守旧规,每二年或三年必晒书一次,全家共同从事,并预先邀同亲友数人帮忙,由清明节起,至立夏止。据先世遗言云:‘夏日阳光强烈,书曝晒后,纸易碎裂,不耐久藏,且时多暴风雨,有卒不得收拾之虞;秋季多阴雨,潮湿气盛故易袭入书内。清明节后气候干燥,阳光暖和,曝书最为适宜,立夏后渐潮湿,即不宜晒书矣。”海源阁藏书尽属珍本,外有木匣,内有锦函,晒书时将每册书按次序散列案上,在阳光下晒一至两个小时即移回室内,再按原来次序排列原架隔上,并用白丝棉纸将樟脑面包成许多小包,随书在函中放入一二,但不得放入书中。此番工作之后,五至七天内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将藏书楼所有门窗悉数打开,以使日暖风和之气徐徐进入,并将架隔上浮尘掸尽。过此时期即将全部门窗重行关闭,严密封锁,同时封条安藏。

今天看来,藏书者的苦心与借阅者的不满都是文苑中的佳话,尽管当时他们是那样格格不入,但假以历史的眼光,都十分可爱,而且值得尊重。

三次遭劫摧毁“子孙永保”梦想

民国十八年(1929年),军阀王金发纠集残部进驻聊城,其所从书记官兰山樊天民、堂邑杨道南将海源阁之宋元秘籍、金石书画择优掠去,海源阁藏书惨遭损毁。

民国十九年,土匪王冠军占据聊城,海源阁再次遭劫。1931年1月16日《中央日报》报道:“王匪除将杨氏藏书运走大批外,焚毁者尤居多数,甚至做饭用书烧火,睡觉用书作褥,吸大烟用书,擦枪、拭灯、擦桌子、擦鼻子无不以书为之,致价逾连城之古书,几破坏净尽……院内室外书籍满地,厕所马厩亦无地无之,院内书籍尽为大雨淋烂……”事后,杨氏点验,计经部损失十之七,史部损失十之四,子部损失十之四,集部损失十之三。

此后,杨氏将残存书籍部分运往济南,剩留部分与杨氏用以刻印《海源阁丛书》的全部刻板、木活字、铁范等则运往聊城西南田庄杨氏祖茔之旁的“弘农丙舍”。1938年日寇攻陷聊城,“尽遭火焚”。此为海源阁三次劫难。

在海源阁遭劫前的1928年,其末代主人杨敬夫先后两次将海源阁珍善书籍运存天津,第一批26种宋元珍本运津后,除宋本《会稽三赋》未售外,其余25种先后为国内藏书家所购。第二批运津119种宋元本书籍,其中92种经平津人士王绍贤、常耀奎等努力,1946年2月5日由北平图书馆正式收藏,另外27种由山东省图书馆收藏(现存省博物馆)。二次遭劫后的运济之书经济南人士辛铸九、苗兰亭、张蔚斋等努力,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代理馆长罗复唐斡旋,1945年10月归入山东省图书馆收藏,共计2300余种,其中元版书两种、明版书368种,省图辟海源阁书库专藏,并配“奎虚书藏”阅览室供读者使用。

海源阁藏书起于战乱,最终又大部分毁于战乱。在海源阁藏书印中有一方“子子孙孙永保用享”,美好的梦想在战火中随着诸多珍本星散四方而破灭,为历代书厄添加了辛酸的一笔。但它还是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劫后余珍”,以及为传承中华文化自强不息的一个个身影与一段段往事。


2017年10月19日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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